中國社會科學院17日發布《中國公共文化服務發展報告》，負責報告的執行主編章建剛研究員說：“農民工群體的文化邊緣化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這一群體的文化需求沒有納入國家管理系統，體現為一種自發的存在狀態。”報告中指出，與城市居民所享受到的文化權益相比，農民工群體不論是在文化需求還是在文化供給上都面臨著邊緣化的困境。

　　“不論是國家主渠道，還是企業或其他的社會組織，對農民工的文化需求均關注不足。”主編說。

　　調查情況顯示，中國有1億多的農民工生活在城市，他們被城市接納的程度低，難以融入工作所在地的城市社區中，生活在城市的農民工如同生活在“文化孤島”上。農民工在城市社區內的生活和交往具有很強的血緣性、封閉性，與之相應的，他們的文化生活具有明顯的“窄圈子性”，生活在城市中的農民工群體存在文化孤立現象。

　　章建剛說：“與城市居民相比，文化消費資料的短缺和供求渠道不暢，是形成目前農民工文化邊緣化的一個重要原因。”

　　農民工文化上的邊緣化，并不是農民工自身選擇的結果，而是社會選擇的結果。在對農民工“最大心愿”的問卷調查中，13.7%的農民工選擇“與城市人平等生活，不受歧視”。但實際的情況是，有些農民工在城市已經生活十多年甚至二十年了，不但城市居民，甚至他們自己都不認同他們是“城里人”。

　　在傳統的二元經濟結構與體制下，決定和影響人們之間的地位與相互關系的重要因素是戶籍制度。在經過了20多年改革開放的中國社會里，雖然表面上戶籍制度對人們地位與相互關系的影響力在不斷下降，但在實際的經濟活動和人際交往中，這一制度卻仍然在不知不覺地影響著人們的觀念、行為以及交往方式。正因為如此，農民工成為既不同于傳統農民，也不同于城里人的邊緣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