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簽訂率低，拿齊工資是幸運

　　北京行在人間文化發展中心和安全帽大學生志愿者流動服務隊合搞的一項調查顯示，我國建筑業中有4000萬農民工從業，占農民工總數的30%，占建筑行業一線從業人員的90%.他們面臨以下幾個主要問題：合同簽訂率低、按月足額領到工資難、參加社會保險難度大、施工現場存在嚴重的安全隱患、安全生產問題突出、職業培訓缺失、生活設施簡陋。

　　在這份調查中，筆者發現，建筑工人中72%的受訪者都表示，沒有簽過勞動合同。簽過的工人中，沒有一個手上有合同，而且許多合同是霸王條款。因為建筑工人都是“臨時工”，由一個個工頭帶領著，什么地方有活兒，就去什么地方干，如果不滿意，隨時可以走人。這樣的后果是，被壓了好幾個月的工資打了折扣，甚至要不回來。

　　以北京某工地的分包關系為例，在建筑行業，典型的勞動關系是這樣的：地產開發商——總包——安徽金寨勞務公司(提供掛靠)——王包工頭——閆包工頭——姜某帶班及其工人。在這個鏈條中，普通工人通常只能接觸到閆包工頭這一層，至于勞務公司，只是在勞動合同上出現，工人既不知道公司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誰，誤以為包工頭就是自己的老板。

　　建筑業農民工沒有出路

　　2010年，作為最底層包工頭的李新峰帶著他的工程班，承接了一個工程。那個工程本身存在一定難度，但是工程方也沒給他出具任何標準，就說你把水泥抹上去就成。李新峰就帶著工人干了，灰一抹上去就凍上了，公司于是叫停。但公司不給他結賬，說明年再說吧，還得返工呢。一系列艱難而又繁瑣的維權歷程就此展開。我上邊還是包工頭，更大的包工頭，一般都要經過四五層。”李新峰說。

　　這個公司特別復雜。它是北京的一家公司，底下有一個勞務公司，再下面是一家河北的勞務公司，然后又轉包給一家湖北的勞務公司。而直接跟李新峰對話的，就是這家湖北的勞務公司。“我們直接找到北京那家公司，關系弄清了，就推到湖北那個公司了。我們就把大門一堵。”李新峰下面的30幾個工人都去了。“怎么組織動員?首先說關系唄，工人跟我要，我也沒錢，只有大家共同努力才能把錢要出來。”

　　李新峰的上一級包工頭李建華介紹一名大學生給李新峰認識。“咱們聽聽大學生的意見，到底行不行。一來就問，說是北大的，我們就相信了。后來給我們出點子，找勞動部門、公安局、建委。”“勞動局、建委、公安局我們都去了，他們說正在給你辦。這時候已經到12月31號了，當時有一個文件吧，說元月一號必須結。我們就去了勞動局，工資不拿到，誰都不能走。我們去了，勞動局開始不讓我們進，說我們是來鬧事的。”當時20多個山西人，另外十幾個是李新峰的承德老鄉。“他們看到我抱著就哭了，大家都傷心了。”最終的結果是，大家的工資都有了著落，雖然是打了折扣的。

　　“其實，這個問題如果大家都努力，并不難解決。為什么我們沒有保障?如果我要跟公司簽約，這個活兒我可能就接不成了。因為如果正式簽，公司成本就要增加很多。市面上廉價勞動力太多了，如果只有我一人要求簽合同，很難解決，但是大家都這么干的話，就有可能了。”李新峰感慨地說。

　　工程轉包給個人包工頭屬違法

　　現階段的建筑公司已不再自行組織和管理施工隊伍，只保留核心的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而專門為建立建筑業農民工勞動關系而成立的建筑勞務公司，實際上也不愿意組織、管理穩定的用工隊伍。于是，包工隊形式的用人方式成為常態。作為個人的包工頭，并不具備施工資質和用工資格，建筑公司或勞務公司將工程分包、轉包給包工頭是違法的。而包工隊這種用工形式之所以長期存在、屢禁不止，并成為建筑行業的普遍現象，背后是建筑行業特有的層層分包、層層墊資的生態鏈。在施工過程中，從總包建筑公司至分包勞務公司，至大小包工頭，都需要墊付一定比例的工程款或用工費。層層墊資在某種程度上鼓勵了建筑公司和勞務公司將工程層層分包、轉包，分包、轉包之后，建筑與勞務公司實際上節約了自身的資金投入，因而有能力去承攬更多的工程，實現資本更快、更靈活的積累。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主任、資深勞工問題專家沈原說：“我們要廢除包工制度，還建筑工人應有的工人身份和社區生活。工資也不能像現在這樣，要加上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生活、撫育子女、居住的勞動力再生產費用。必須給農民工真正的工業公民的身份，去掉農民這兩個字。這個體制30年了，不合理、也維持不下去。我非常同意這種觀點，出路不是要變成包工頭，而是要結束農民工的生產體制。”

　　“農民工的出路就是做包工頭?那大家都去包誰?如果我做普通工人，我希望能有養老、失業保險，有保障，包工頭不是保障，這么做沒有出路。”李新峰說。“大家幫助農民工維權，不能忘了農民工才是維權的主體，真正發揮力量的應該是我們自己。”張克儉是建筑工人，同時是工地義務普法宣傳員。作為一個農民工，他深切感受到，農民工想要維護自己的權益，還是需要靠自己的行動。他提醒筆者說，不要忘了或忽視農民工作為一個群體在維權中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