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來上海工作的老外越來越多，涉外勞動爭議糾紛也呈上升趨勢，“洋打工”們常常為討薪、索要經濟補償金等把雇主告上法庭，卻屢因不熟悉就業法律政策而敗訴。

　　他們來自異國他鄉，操多國語言，忙碌在上海各家企業……如今，來上海工作的老外越來越多，不過記者從靜安、普陀、黃浦等法院獲悉，涉外勞動爭議糾紛也呈上升趨勢，“洋打工”們常常為討薪、索要經濟補償金等把雇主告上法庭，卻屢因不熟悉就業法律政策而敗訴。

　　手續不全，法律難保護

　　根據我國《勞動法》規定，用人單位聘用“洋打工”，必須先到勞動部門為他們辦理在華就業證和居留證，否則一旦產生糾紛將不受《勞動法》保護。法官介紹說，許多“洋打工”因沒有與用人單位建立勞動合同關系，導致無法得到經濟補償金、經濟賠償金和代通金等。

　　新加坡人榮楠就因此吃了虧。2008年3月，滬上一家酒業公司籌備開業，榮楠與公司出資人貝克簽訂《勞務合同》，約定榮楠擔任該公司市場總監，年薪100萬元。但酒業公司成立后，因有關人員疏忽，未幫榮楠辦理就業證，只是按月將工資打入其銀行賬戶，還委托滬上另一家公司為他繳納個人所得稅。一年后，公司要求榮楠離職，還欠付他薪金和報銷款共13萬余元。

　　榮楠將酒業公司告上法庭，除要求公司支付應得款項外，還要求支付代通金8.3萬元、賠償金8.3萬元。但法院只支持他拿回薪水和報銷款，對其他訴訟請求均不支持。法院認為，因公司沒有為榮楠辦理就業證，雙方僅形成勞務雇傭關系，雙方糾紛只屬于一般民事糾紛而不屬于勞動糾紛，榮楠主張的代通金、經濟補償金等都沒有法律依據。

　　許多和榮楠情況類似的案件當事人都說，他們之所以難在法庭上為自己維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懂中國有關法律法規，最典型的就是事先未按規定辦理就業證，或者超出了時效等。

　　合同太模糊，維權沒依據

　　據悉，目前討薪“洋打工”中，處于生產一線的工程師、市場總監等高級銷售人員、中高級管理人員占多數。法官介紹，“洋打工”所討要的費用包括薪金、差旅費、福利待遇等。引起糾紛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們與企業簽訂的合同內容過于簡單，有的勞動合同甚至只有工作崗位，連薪金數額都沒有寫明。

　　50歲的加拿大人湯偉是一家外資公司高級管理人員，他與公司口頭約定月薪3萬元人民幣。可他只領到前3個月的工資，此后只收到工資欠條而沒有拿到過錢，公司的理由是“經營困難，暫時無法發工資”。原以為憑欠條總能拿到工資，湯偉沒想到的是，公司一口拒絕兌現近40萬元工資。他申請仲裁，卻因為合同約定太模糊而未能成功維權。

　　另一名外企高管毛潔也有類似遭遇。她的稅后月薪為2.5萬元，但去年8月15日公司發出合同期滿不再續簽的通知，毛潔于一周后辦理離職交接手續。此后，毛潔把原雇主告上法庭，稱她和公司簽署的聘用協議約定8月31日到期，但公司提前解除勞動關系，應支付經濟補償金7萬余元。她還表示，自己曾在公司加班，應得到加倍加班工資4萬余元。公司辯稱，已支付了至8月31日的經濟補償，公司實行不定時工作制，因此不存在加班。

　　法院認為，從被告公司發出的通知看，公司確實在合同期滿后才中止勞動關系，且勞動合同并沒有寫明毛潔的崗位屬于定時工作制，綜合公司性質和崗位來看，可以認定她屬于被批準實行不定時工時制的員工，因此法院駁回了她的訴訟請求。

　　就業證是維權重要憑證

　　“洋打工”該如何避免“水土不服”?勞動部門有關人士指出，就業證是他們維護自身勞動權益的重要憑證。除持有“外國專家證”和“臨時營業演出許可證”等證明的，外籍人士來滬打工都要申請辦理就業證，申請材料并不復雜。

　　和中國職工一樣，“洋打工”一旦與所在公司發生勞動糾紛，也必須在權益受侵害之日起的60天內申請勞動仲裁。如超過60天，仲裁可能不予受理，這種情況下即使再去法院起訴，法院也可能同樣以超過時效為由駁回。

　　此外，“洋打工”在簽訂勞動合同時應把有關聘雇期限、崗位、報酬、保險、工作時間、解除聘雇關系條件、違約責任等權利義務都表述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