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學者對中國經濟增長、應對全球經濟危機的舉措，評價比較高。我想首先回顧一下十多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這樣更容易把當前中國的問題說清楚。

　　亞洲危機應對經驗

　　當時，中國克服重重困難，度過了危機，對整個亞洲和全球經濟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在應對亞洲金融危機中，中國政府采取了非常有效的措施。

　　我個人總結，至少有四條措施非常重要。第一是果斷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內需，應對通貨緊縮。第二是積極參與WTO談判，向全世界宣示中國會更加開放。第三是在周邊國家貨幣貶值時，宣布人民幣不貶值。當時，從現象上看，好像貶值對中國出口有好處，但是，人民幣一旦貶值，就會引起周邊國家貨幣新一輪貶值，危機就會更加深重。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向全世界宣告人民幣不貶值，一下子人們的心理預期穩定了。第四，非常重要的是，中國在那么困難的時期，還是用改革來解決面臨的問題。

　　我們實施了很多項改革。我個人回顧，當時主要有四個方面的改革，對度過危機非常重要：

　　一是推進了國有企業的改革。現在看中國的大型企業在全世界排名非常靠前。但大家別忘了，13年前，中國國有企業三分之二是虧損的，所有的國有企業，賺錢的、虧損的，加在一起，加總看還是虧損的。盡管當時面臨很多壓力，但政府還是大膽推進改革。同時，放松對民營企業發展的限制，民間力量在克服危機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第二，在推進國企改革的同時，一部分國有企業破產，不少工人失去工作。中國抓住時機，推進了養老保險制度改革、醫療制度改革等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這些改革奠定了如今諸多改革的基礎。

　　第三，中國當時的幾個國有銀行，包括城市商業銀行，普遍地說，從技術上都是破產銀行，因為資不抵債。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剝離其不良資產，對其資產實施重組，好銀行、壞銀行，加以區別，成立相關資產管理公司。這就為2003年以后的國有股份制銀行大規模上市奠定了基礎。

　　第四，中國當時推進了住房體制改革。1998年前，中國的城市職工和國家公務員都是由國家無償分配住房。1998年的改革，把這種國家福利分房的做法改為貨幣補貼，住房通過一定方式變成個人能夠買賣的財產。當然，這項改革還有很多亟待完善的地方。但是，不要忘了，在1998年后，中國經濟持續增長，房地產市場絕對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巨大動力。

　　回顧中國政府如何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再來看看此次全球金融危機。這次危機發生后，中國政府迅速推出“4萬億”投資計劃，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擴大基礎設施投資，啟動內需，對克服危機產生的沖擊，對全球經濟復蘇做出了舉世公認的貢獻。

　　“劉易斯拐點”到來

　　兩年前，中國經濟學家認為，此次金融危機可能對中國帶來巨大的沖擊。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非常悲觀。但是，也有少數經濟學家，包括我在內，并沒有那么悲觀。當時，相對冷靜看法的依據，是從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過程總結出來的。在危機到來的時候，人們的悲觀情緒往往會過頭，而且，悲觀情緒有傳染性，在傳染中會不斷加重，我們往往被這種悲觀情緒所籠罩。

　　從這次危機看，中國面臨的問題與美國存在的問題有很大不同。亞洲金融危機很大程度上是東南亞某些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而此次美國“次貸”引發的金融危機，很大程度上是個人或家庭債務杠桿過高。對中國而言，既不存在國家債務杠桿過高的問題，也不存在家庭債務杠桿過高的問題。所以，這兩個危機不會簡單地在中國發生。對此有清醒的估計，我們就不認為此次危機會對中國產生很大的沖擊，因此，并不那么悲觀。

　　但是，中國經濟未來也并不像很多國外經濟學家看得那么令人樂觀。中國經濟面臨很多困難，諸如國內呼聲比較高的，住房問題、教育問題、醫療問題、收入差距過大問題。從國際上看，有貿易不平衡的問題，一些國家的貨幣對人民幣的匯率問題。但是，這些問題是多年累積的，并不是今天一下子才發生的。這些問題，還會繼續存在一段時間。但是，在應對全球金融危機中，在中國有一個變化，應該引起各方高度重視。

　　這就是在30年改革中，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可以說是無限供給的。但是，在近一兩年中，在沿海地區、中國的很多地區，包括家庭用的保姆，都出現勞動力供不應求，導致近一兩年來中國工資在普遍大幅提高。我個人認為，這個變化是中國30年來第一次發生，而這個變化帶有趨勢性，并不是可以輕易解決的。

　　所以，很多發展經濟學家講，勞動力由無限供給到短缺的“劉易斯拐點”在中國已經到來。但這個問題，在國內也有兩種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說，目前中國農村還有數億人口，美國農村只有百分之幾的人口，日本也不足10%，而中國除了農民工，至少還有40%的人在農村。你們能說“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了嗎?

　　前幾年，我在政府工作時，曾參與過一個全國性的、大規模的農村勞動力調查，發現留在農村的人口，平均年齡超過45歲。中國有句話“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批評人們的片面性。農村人口多，就認為農村還有許多勞動力可以轉移，借用這句話，我說就是“只見森林，不見樹木”，只看森林，只看總數，而不看樹木，不看結構，就得不出正確的判斷。

　　如果中國城市化進程使農村人口再降至10%，我個人認為，這需要幾代人的時間，30年都實現不了。從某種意義上講，這部分留在農村的人已經沉淀在農村，無論工業如何發展，其中絕大多數都不太可能離開家庭，離開農村，來到城市進入非農產業。

　　因此，我認為，中國廉價勞動力的大量供給，現在已經到了歷史性轉折點，也就是所謂“劉易斯拐點”。這個拐點到來后，會發生什么問題?工資會持續上升，中國靠廉價勞動力支撐的產業，必然難以維持。

　　國際上某些人士總是在說中國的匯率問題。其實，我認為，這一輪工資上漲，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壓縮了人民幣可能升值的空間。勞動力市場正在調整，而且這個問題剛剛開始。

　　為應對人口形勢的變化，今后中國要實現產業升級，發展方式轉型。要做到這一點，還是要通過改革來解決面臨的問題。就像應對亞洲金融危機一樣，大刀闊斧地推進若干改革措施。

　　調整生育與退休政策

　　此外，下一步，中國還要解決兩個問題。

　　一是生育政策問題。2010年是中國推行嚴格計劃生育政策30年，一個家庭生育一個孩子。國際上公認的人口替代率是2.1。中國官方統計的與民間經濟學家統計有很大不同，但替代率肯定低于2.1。這樣下去，中國的勞動力肯定會越來越少。隨著人均期望壽命的提高，絕對人口還會增加，但是，年輕勞動力人口將減少。我認為，中國已經到了可以調整計劃生育政策(博客專區)的時候。比如一個家庭允許生兩個孩子。獨生子女政策，不僅是影響人口數量，對人口質量也有極大的影響。

　　第二個問題，適當推遲法定退休年齡。在全世界人口出現老齡化的國家，都在推行這項政策。現在人的壽命更長了。中國的退休制度，是當初在上世紀50年代用日本的生命表計算的，每個人退休后，大約可存活十年左右，現在可能是20年、30年都不止。目前這個養老金制度是無法維持的。因此，必須跟隨世界潮流，推遲法定退休年齡。

　　這件事不太好辦。在發達國家，只要延長退休年齡，就往往會引發社會強烈的抗議，引發騷亂。而中國的情況稍有不同。現在“50后”、“60后”的人們愿意干活，同時，“70后”還愿意生孩子。現在生育年齡的主體是“80后”，即使是來自農村的青年，他們的觀念已經變化。再過十年，如果年輕人也普遍不愿意生孩子，退休的人也不愿意工作了，再調整這兩項政策，就有點晚了。

　　關于中國老齡化，在2000年，65歲以上的人已經達到7%。這相當于日本上世紀70年代的水平。但當時，用美元計算，不考慮實際購買力，日本的人均GDP是中國現在的2倍，因此，中國人口結構被稱為“未富先老”。也就是說，人均GDP還很低，但老齡化程度已經大大超過國際平均水平。中國65歲以上的老年人占全國人口的比重，從7%到14%，只需要25年，而一般發達國家則要經過近50年。這對中國是非常嚴峻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