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我所知，勞動者能證明自己加班的證據主要有，一是加班申請，二是工資單(卡)，三是考勤卡，四是工資表。這四個證據，只有工資單(卡)在勞動者手中，但工資單(卡)上并沒有加班記錄，所以也就不能證明是否加班。而加班申請、考勤卡和工資表都由企業完全掌控。如果企業實行加班申請制度，就不會存在加班費問題，否則，也不會執行這一制度，因為勞動者可以在寫加班申請時復印留存一份，企業不支付加班費即可憑此舉證。考勤卡和工資表雖然有加班記錄，但許多企業都“未雨綢繆”，一式兩份，一份是原始件，一份是沒有加班記錄的“備用件”，以“防患于未然”，所以，勞動者也難以憑此舉證。

　　顯然，員工追索加班費需自己舉證的法律規定，在實際執行中極有可能使勞動者遭遇無證可舉的尷尬境地，因為企業提供的證據并不能證明勞動者加了班，至于用人單位藏匿加班證據更是難以舉證證明，使本來就難以追討的加班費更難討要。

　　其實，上述四種情況多只在正規的企業才具備，對于廣大農民工工作的多數企業來說，雖然每天工作遠超8小時，但工資執行基本上都是多勞多得，既不存在加班申請，員工上班也不打卡，有些企業甚至連工資單(卡)也沒有，每月只發生活費，余下年底結算。所以，如果讓農民工自己舉證追討加班費顯然不太現實，每月工資能足額拿到手已經是非常好的“待遇”了。

　　撇開舉證難以及打官司耗費的精力、財力不說，現實中，勞動者的生存權相對于用人單位的用工自主權總是處于弱勢地位，這就在多數情況下決定了勞動者不敢向企業追索加班費，除非不想干了。立法是為了更好地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但現實是立法的基礎，如果不對企業用工、財務管理等企業經營行為予以規范，“員工追索加班費需自己舉證”就難以發揮法律效應。

　　所以，筆者認為，在完善加班費立法的同時，立法者也應在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上進一步完善立法，盡管也面臨執行難問題，但后者在保護勞動者權益上顯然更具操作性、也更“實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