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拄拐杖，滿頭銀發，80歲的張文超操著濃厚的客家口音，面對記者侃侃而談。張文超是深圳市首任勞動局局長，現在和老伴在通心嶺小區里安享晚年。

　　順應外商要求率先打破“鐵飯碗”

　　上世紀80年代初期，深圳在全國率先對用工制度進行改革，而且最先引入了如今盡人皆知的詞語：炒魷魚。這幕后的“操刀人”就是張文超。

　　張文超是廣東省五華縣人。來深圳之前他任廣東省勞動局工資福利處處長。1978年到1981年，他曾四次到深圳調研。

　　1980年3月，張文超陪同省勞動局領導到深圳調研，召集港商座談。會上港商們說，內地都是招固定職工，工人捧著“鐵飯碗”，我們需要的人進不來，不需要的人出不去，企業沒活力。深圳第一家中外合資賓館竹園賓館的香港投資方、妙麗集團董事長劉天就建議：“老板與工人簽合約訂合同，可以根據員工工作情況辭退或招進新員工，即打破‘鐵飯碗’。”

　　“當時，有七八家外商企業都要求砸掉鐵飯碗。”張文超回憶，省勞動部門表示，原封不動地照搬內地的用工制度在外商企業上不合適，贊成深圳可以試著去改。當天開完座談會，省勞動部門的領導找到深圳市副市長，提議讓竹園賓館作為試點，大膽試一試。

　　1980年10月，竹園賓館在全國首開先河，試點勞動合同制。次月，與員工簽訂勞動合同。新中國第一份勞動合同就在這里誕生了。這份合同規定，企業與員工可以雙向選擇，如果不滿意，可以互相“炒魷魚”。

　　1983年1月，52歲的張文超調任深圳市勞動局局長。他的到來為深圳勞動改革揭開了序幕，其被稱為“工資專家”。

　　走馬上任之后，張文超立即對深圳市的用工制度進行了調研。

　　1983年8月，深圳市政府頒布了由他調研起草的《深圳市實行勞動合同制暫行辦法》，深圳成為中國內地第一個實行勞動用工合同制的城市。

　　工資改革從“邊境補貼”開始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用工難題解決了，但工資問題越來越突出。

　　“工資問題在當時相當敏感，但不改革根本無法適應。深圳的工資還是實行全國1956年制訂的工資制度。那時廣州工資最高，是10類工資，每月62元錢。深圳屬7類工資，每月57元。”張文超說。隨后，在省里召開的工資會議上，不少與會代表提出對工資標準進行調整。省領導拍板：“咱們不叫提工資，叫補貼，每人每月補貼20元。補貼什么呢?深圳屬于邊境，就叫邊境補貼。”

　　按照省里的決定，深圳的邊境補貼開始實行，錢由當時的寶安縣支出。

　　“邊境補貼”開了深圳工資制度改革的先河，但是來深圳投資的外商認為還是適應不了形勢。張文超說：“企業的工資問題最難辦，不能一刀切。在一次港商座談會上，港商們希望按工廠利潤來浮動工人工資，調動工人積極性。我們請示市有關領導，經過他們調查研究后，決定將企業工資分成固定工資加上浮動工資的分發結構。”

　　“后來機關和事業單位工資也進行了改革。1983年8月，市委要我們拿出方案來。我提出了180元(科員)的工資水平來指導工資標準，一職分4級的方案。市委常委會議研究后采用了這一工資標準。”1983年9月，深圳開始按新的工資標準發工資，工資分4塊：基本工資、工齡工資、職務工資、級別工資。

　　1987年5月，市政府對改革方案進行修改和完善，將基本工資并入職務工資內，將“一職一級”標準工資改為“一職多薪級，小級差”的職務工資標準，將年功工資改為工齡津貼，加了教齡、護齡津貼，建立正常化的考晉級和加薪制度。

　　率先改革社會保險制度

　　1980年起，深圳開始社會保險制度改革，這也是領先全國的舉措。張文超告訴記者：“當時與一部分港商開會討論，我提出搞了合同制后，員工的勞動保障應該如何確保的問題。有港商代表提議，錢他們可以出，但政府應當成立一個部門，來統一核算繳費標準和保管這筆錢。新員工少收保費，老員工則多收。等到員工退休后，由這個新部門發放養老金。我覺得這個建議很不錯。”

　　最初，深圳的勞動保險是讓員工將工資的20%作為保險金。張文超記得當時有些員工不同意，說本來工資就不高，再繳這筆保險費不劃算，張文超又一一去做通大家的思想工作，從1980年起開始收社會保險費，實行社保統籌。

　　從1982年起，深圳社會保險制度改革又歷經了單項改革、綜合改革和深化改革等3個階段。張文超介紹：“從1987年起，為了穩定外來勞務工，深圳允許他們在深參保，但要求連續繳費15年，且在退休前應連續繳費3年，才能在深圳領取養老金。我們當時想到勞務工出來工作不容易，他們如果能繳夠年限，退休后至少能有退休金養活自己。”對此，勞動部專程派7位專家來深圳考察，一致認為這個辦法好，不但搞活了企業，也讓工人“后顧無憂”，提高了他們的勞動積極性，于是在全國進行推廣。

　　張文超任深圳市勞動局局長11年，參與并見證了改革開放窗口一幕幕重要的歷史時刻。張文超認為：“這么多的改革事件成功要歸功于調研，有了反復的調查研究，事情才能更好地發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