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傍晚，最后一批工人走出廣州歐姆龍汽車電子有限公司廠區，登上往宿舍的大巴，只剩幾個光膀的工人在廠區球場中追逐著籃球。

　　這里很平靜，兩天前卻非如此。7月21日， 歐姆龍超過一半的員工停工要求加薪。“當時，他們廠來了很多警車，市里、區里的不少領導也來了。”鄰廠的一位保安告訴本報記者。

　　在歐姆龍停工事件的同一天，中止兩年多的《廣東省企業民主管理條例》(下稱《條例》)的草案，被提交到省人大常委會審議。廣東省人大常委會主任歐廣源在一次會議中表示，在全國范圍內，廣東省是第一個醞釀明確規定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和爭議協調機制。

　　“政策制定者希望以地方法例的形式落實工資共決制，將頻發的勞資爭議引入良性軌道。”曾參與《條例》第一稿制訂的肖勝方律師如是說。

　　非“談”不可

　　作為廣州市總工會工資集體協商的顧問之一，肖勝方2006年起經常參與勞資談判。

　　但由于資方的天然優勢，使得談判很難進行。肖勝方舉例，兩年前廣州一家企業的工會主席給資方發了談判邀約，至今資方還不理睬。

　　這尷尬的一切，可能會因《條例》而改變。

　　“《條例》二稿增加的內容可以看作是迫使資方坐下來談的制度保障，是工資集體協商制在程序上的完善。”肖勝方說。

　　與一稿相比，《條例》二稿最大特點在于系統性地增加了“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和“爭議的協調與處理”兩大章內容，條文也從征求意見稿的48條擴大到83條。

　　修改后的《條例》還規定，1/5以上職工提出工資集體協商要求，即可在企業工會或地方總工會指導下，以民主推選代表方式進行協商，而企業收到工資集體協商意向書后，十五日內必須予以答復。

　　“《條例》更具有可操作性，一些重要的問題也沒有回避，整體上往前推進了一步。” 曾參與處理南海本田事件的著名勞動關系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常凱評價道。

　　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早已不是新鮮事物，《企業民主管理條例》很多省也有出臺，這次廣東省《條例》二稿卻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廣東省首吃‘螃蟹’，對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和爭議協調處理機制從程序到處理等各方面，都進行了細化的規定。”廣東省人大法制委員會一位負責人分析道。

　　勞動者說“不”

　　在《條例》二稿被披露前，誰也沒想到它會成為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關鍵一步。

　　早在2008年7月，廣東省人大發布《條例》的征求意見稿，但隨后就擱置了下來。

　　廣東省人大法制委員會副主任王波介紹， 2008年出于應對金融危機的需要，人大常委會根據各方意見暫時中止了《條例》的審議。直到今年，才將其補充列入立法計劃。

　　在《條例》二稿中大幅加入工資集體協商的細化內容，直接壓力顯然來自近來突出的勞資糾紛。

　　在招商引資競爭白熱化的年代，地方政府最關心能否給投資方提供滿意的服務，而非勞工權益。但最近富士康“連跳”等事件引起人們反思。

　　“勞動者開始說‘不’了。” 廣州市總工會法律工作部部長張瑞洲指出。

　　這一方面因為勞動者的法律意識在增強，特別是《勞動合同法》頒布以后，在媒體引起了各種討論，讓勞動者更為關心自己的權益。另一方面，一些企業一直有違反勞動法規的行為，特別是金融危機后，很多員工被辭退，他們被迫向企業追索欠賬，糾紛增多。

　　歐廣源在7月21日亦指出，“現在廣東部分企業在勞資用工方面存在不少問題，特別是部分外資企業對員工人文關懷不足、工資待遇偏低、加班過于頻繁。”

　　據勞動部門統計，廣東省停工事件集中在汽車配件、電子等勞動密集型產業，90%以上的勞資沖突中工人們的訴求主要集中在改善工資待遇上。

　　為此，專家指出勞資沖突的原因之一，是“工資共決”制發揮的作用不理想。“很多勞資沖突本身只是工資問題，如果協商機制能夠真正發揮作用，就不會發生沖突了。”常凱對本報表示。

　　在全國總工會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王益英看來，原來的法律都只是對“工資公決”作了原則性的規定，留下了很大的法律障礙：“法律沒有規定企業有參與談判的義務，導致在企業拒絕談判以后，工會也毫無辦法。”

　　而常凱認為，“工資共決”只有概念框架而無法落到實處的另一原因是：“地方工會很少站在工人一邊代表工人去談判。”

　　工會不只“滅火”

　　雖然前景可期，但是這份尚未正式通過的《條例》草案，還是引發了不少的爭議。

　　比如，《條例》 “工資集體協商期間，職工不得采取停工、怠工或者其他過激方式要求企業調整工資”的規定就引發爭議。

　　不久前，搜狐網公開發表評論認為，要“警惕以規范集體協商的名義立法禁止停工行為”。“停工這種方式其實被禁止。”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對媒體表示。

　　但在常凱看來，這是把勞資雙方拉到談判桌上的積極規定。“對于雇主，這個規定是壓力，如果他們不接受談判，工人就有可能停工，他們就必須權衡。對于工人，也有限制，不能隨意停工，必須先要提出談判。”

　　更大的問題可能是工會本身。作為《條例》所規定的主要的談判主體，基層工會的情況并不樂觀。

　　7月初，廣東省總工會主席鄧維龍在公開講話中表示：“現在的企業工會和工會主席，很少是職工民主選舉產生的，基本上是企業老板內定。一旦出現勞資糾紛，工會就成了企業老板的代言人，根本不會站在職工的利益角度說話。代表職工利益的工會，多數已是形同虛設!”

　　正是這樣，勞資糾紛中，工會往往是“滅火者”。“現在很多工會就只會‘躲貓貓’，做‘和事佬’，做一個調停者的角色。”肖勝方強調。

　　有人注意到，《條例》二稿中，依然保留了“雙方無法進行協商，或者協商不能達成一致意見的，或者達成一致意見不履行的，地方總工會應當及時介入，指導協調”的提法。

　　“協調是勞動部門的職能，工會怎么能代替他們去協調呢?這個是需要慎重考慮的。”常凱對此表示擔憂，“《條例》給了工會很多的權力，但是工會能不能履行，也是個問題。如果工會不去做，那怎么辦?要真正解決問題，還需要工會的配套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