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一勞動節臨近，當這個勞動者的節日正逐漸蛻變為旅游“小黃金周”時，一些原本應該是這個節日的“主角”卻依舊奔走在維權的路上。

　　南都訊記者 楊亮 通訊員 梁曼冰 章紅祥 程怡 五一勞動節臨近，當這個勞動者的節日正逐漸蛻變為旅游“小黃金周”時，一些原本應該是這個節日的“主角”卻依舊奔走在維權的路上。來自金灣法院的統計顯示，近年來，當地勞動爭議案件呈現爆炸式增長，案件數量從2003年的192件激增至2009年的869件，增幅超過3.5倍。其中一些用人單位履行勞動合同不規范成為導致勞動爭議案件居高不下的“罪魁禍首”

　　勞動爭議案明顯上升

　　在司法統計中，勞動爭議案件屬于合同糾紛范疇。來自金灣法院的一份調查數據顯示，該院2009年受理的勞動爭議案件是2003年的4.5倍，但同期合同糾紛類案件總數增幅僅為2.02倍，勞動爭議案件收案數量上升趨勢十分明顯。

　　2003年，該院新收勞動爭議案件192件，占當年新收合同糾紛案件和全院新收案件的比例僅分別為24.46%和7.88%，但到了2009年，上述兩個百分比分別攀升至54.86%和20.14%，較2003年增加了30.4和12.26個百分點。隨著時間推移，勞動爭議收案數量占民事案件收案和全院案件收案的比例都在不斷加大。

　　企業濫用用工自主權

　　對于勞動爭議案件持續“井噴”的原因，金灣法院認為，首先是部分企業改制、事業單位在改革中未能妥善處理勞動關系，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企業又未嚴格按照法律規定來處理勞動關系，從而引發勞動爭議甚至是群體性勞動爭議;其次一些用人單位在履行勞動合同時不規范，有些企業本身缺乏規范、透明的用工制度，曲解法律精神，濫用用工自主權，隨意侵犯職工權益;有些企業以合法的合同形式，規避應當承擔的企業義務和社會責任，隨意變更與勞動者約定的權利義務，且不按規定支付經濟補償金;有些企業為規避風險、降低成本，提前辭退職工、將職工工齡歸零;有些企業收取用工押金、要求提供擔保人、扣押身份證件等等，以多種方式侵害勞動者合法權益。金灣法院認為，這是造成勞動爭議案件不斷增加的主要原因。

　　此外，部分企業安全生產意識淡薄，引發工傷事故后，又拒付賠償款;勞動者維權意識的增強;新勞動合同法的出臺，大大降低了工人的維權成本，同時增加了勞動者的維權司法救濟手段等因素均導致勞動爭議案件居高不下。

　　案例

　　1

　　擅變員工崗位判賠六萬

　　年近四十的寧軍(化名)自1994年11月份便在金灣一家電子廠打工，至今已十四年，自2002年起一直擔任工廠車隊隊長職務。2008年1月8日，他跟工廠還簽訂了一份《勞動合同書》，約定自己的工作崗位為“職能管理部門”，即車隊隊長職務，月薪五千多元。寧軍對這份工作很滿意，平時也是戰戰兢兢，可簽訂合同十個月后，金融風暴呼嘯而來，工廠減少了公司車輛，決定取消其車隊長的崗位設置，將其職務調整為普通司機，工資也下降了近一半。

　　寧軍與工廠多次溝通均告無果，只好拿起法律武器。金灣法院近日作出判決，認為寧軍與工廠簽訂的合同中約定的崗位為職能管理部門，且多年來寧軍一直擔任車隊隊長，工廠也是按車隊長的標準發放工資。工廠在未與寧軍協商一致的情況下，將其調整為普通司機，并以普通司機的標準發放工資明顯了違反勞動合同法，最終判處工廠賠償寧軍經濟補償金62856元。

　　2

　　員工哺乳期間被辭退

　　陳艷(化名)自1995年起便一直在三灶鎮一家安保公司工作，月薪4086元。2007年7月16日，她與公司簽訂一份《勞動合同書》，但到2008年7月31日合同期限屆滿后，工廠便未再與她簽訂合同。不久，陳艷因懷孕待產向公司請了產假，假滿后回公司繼續上班，但雙方依舊沒有續簽勞動合同。2009年3月26日，陳艷突然收到公司發出的辭退信，稱因金融危機，欲與其解除勞動合同關系。陳艷認為自己尚在哺乳期，公司違反勞動合同法，遂告上法庭。

　　由于陳艷此前已與工廠就離職補償達成協議，獲得一次性經濟補償金、哺乳期工資。金灣法院最終以用人單位數個月內未與其簽訂勞動合同為由，判處工廠向陳艷支付雙倍的工資的差額14026.1元。

　　3

　　工傷后辭職索要補助金

　　中年男子郭斌(化名)在紅旗鎮聯港工業區一家木制品公司上班，2007年11月16日，他在操作沖床時，不慎被模具壓傷右手。后被勞動部門認定為工傷，殘廢等級七級。社保部門隨后支付其12個月工資的一次性傷殘補助金13，627.2元。事故發生后，郭斌與工廠簽訂了一份勞動合同，可勞動合同簽完幾個月，他就要求解除勞動關系，同時向工廠索要一次性工傷醫療補償金。工廠不服，認為郭斌違反合同，告上了法庭。

　　金灣法院近日審理此案，認為勞動者在工傷的情況下，可單方提出解除勞動合同并判處企業支付郭斌一次性傷殘就業補助金28387.5元、一次性工傷醫療補助金6813元，兩項合計35200.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