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認為，不是勞動狀況更差，而是勞動者意識覺醒了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

　　也就是說很多人，包括很多媒體，包括一些學者都說，過去這些年我們的勞動關系越來越惡化，工人的工作狀況，生存狀況越來越差，其實我覺得這是不太準確的。事實上我們前面看到了，農民工的工資都以兩位數的數字在增長。

　　但是為什么還有這么多的新增的勞動爭議呢?我想我們做這樣一個解釋，在西方的經濟學里頭有一個理論框架，叫做所謂的“退出、呼吁和忠誠模型”。這三個詞構成一個解釋模型，放在我們這兒就非常明顯。

　　就是說一次轉折點到達之前，我們是一個勞動力供給無限的。因此一個農民工從家里好不容易遷移出去了，到深圳找到一個工作。盡管工資低，第一這個工資已經比他在家務農要高很多了，第二，盡管可能潛在地還希望更高的工資，但是他得到這個工作已經很珍惜了，他舍不得。因此意味著就業機會不多，他沒有退出的權利，他不敢于退出。因此也就沒有了表達呼吁的權利。很自然我們看到了好像勞動爭議也并不是特別多，但是其實農民工他的工資并不高。

　　但是當你到達一次轉折點以后，就意味這老板雇工人成了一個麻煩事。因此現在就業崗位多了，因此我有兩個辦法，第一我可以退出，我對你這個企業的工資不滿意，我可以跳槽。大家如果在座的是做企業的，很明顯，工人的跳槽率是如此之高。第二，我既然隨便就敢跳槽，我就能找到新工作，其實我在走之前我還要先給你提提意見，抗議一下，要求提高工資，進行集體談判，甚至可以罷工。這樣就有了敢于發出呼聲的愿望。

　　在什么情況下用退出的辦法?什么情況下不愿意走，愿意都跟你斗爭呢?取決于第三個詞“忠誠”。要看這家企業是不是知名，是不是對我個人有長期的發展前途，是不是我在什么企業工作好聽，是不是有利于我找女朋友。

　　因此我們實際上可以看到，越是在工資高的沿海地區，越是在比較知名的大型的國際企業中，其實勞動爭議反而更多。但是它不反映狀況更差，而是反映人們意識的一種覺醒，這也是勞動力供求關系變化的一個結果，也是人口結構變化的一個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