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這種狀況并非北京獨有。此前，南京市搬運工供求比也一度達到1∶39：“棒棒軍”扎堆的重慶，搬運工、包裝工供求比曾達到1∶3；哈爾濱2010年人力資源市場的一項“供求分析”顯示，連續數月當地體力工人、服務員、銷售人員、生產工人都高居供不應求崗位的前幾種；杭州市一家職業中介的工作人員直言，現在體力工人是缺口最大的崗位。

    臟活累活重體力活，即使勞動力市場價格節節攀升，依然乏人問津。這種與過去截然不同的“怪現象”，正在蔓延，讓許多人看不明白。“不是說我國是第一人口大國，農村富余勞動力還有至少1億嗎？那1億人都哪兒去了？”“我們這工作不要求任何技術，只要識字就行，怎么也沒人干呢？”“大學生剛畢業，許多人月薪才2000元，現在干點體力活，給2000元怎么還沒人來呢？”一些企業很懷念過去勞務市場上一大堆農民工、喊一嗓子就有人跟著走的情形。

農民工也想選份不太辛苦、有發展前途的工作

    簡單體力勞動者為何忽然變得緊俏起來？

    王欣在杭州解放路百貨商店一家柜臺賣服裝，40多歲的她出來打工已有近20年。“我們當時，只要有錢賺，根本不挑活兒、不惜力氣，現在的年輕人可不一樣。”王欣的孩子也已出來打工，她一邊抱怨孩子總是三天兩頭換工作、對什么工作都不滿意，還要和父母討生活費，一邊又堅決反對孩子去干保安、快遞等簡單的力氣活。“他怎么說也上過高中，最好去學點手藝，比如理發什么的，干點有前途的工作。力氣活兒，他從小就沒吃過那個苦。”

    新生代農民工與上一代農民工截然不同的特點，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當前簡單勞動力的緊缺。現在，“80后”已經成為勞動力市場上的重要組成部分，簡單勞動崗位大量依賴這些年紀輕、體力好的農民工。但這部分農民工中，相當一部分也是獨生子女，在城市長大，不愿意像自己的父母、兄長一樣再去干那些“只賣力氣、沒有技術含量”的工作。

    新生代農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明顯提升。中華全國總工會發布的報告顯示，新生代農民工里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比例占到67%，大大高于傳統農民工，而擁有中專、大專、大學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經歷的比重分別是傳統農民工的1.6倍、2倍和2.3倍。這決定了新生代農民工外出打工再不像傳統的農民工那樣主要是為了“賺錢養家”。事實上，許多新生代農民工與高校畢業生一樣，在“用工荒”和“就業難”之間糾結。趙博文高中畢業后從陜西老家來北京找工作，他直言不會干“學不到任何東西”的純體力活兒。他的父母在老家搞大棚種植，“如果只為混口飯吃，在家種菜一年也能有2萬多元的收入，不用跑出來了。”這種想法在新生代農民工中很常見，他們暫時沒有太大的生存壓力，對未來有一定的要求，希望選一份不那么辛苦、有發展前途的工作。因此，當社會上針對大學生就業難的現象強調“大學生不可能去干農民工的活兒”時，實際上也把農民工限定在固有的框架中，而沒有意識到農民工對就業的要求也在不斷變化。

    農民工收入在不同區域的逐漸趨同，使得中西部地區的農民工更愿意就近就業，使東部的簡單勞動力短缺凸顯。國家統計局的調查顯示，2010年第三季度，東、中、西部地區外出務工勞動力月均收入分別為1665元、1617元和1611元，最大差距只有54元，而且從走勢上講中西部農民工工資增長得更快。既然收入差不了多少，東部地區在住房、日常消費方面的生活成本又高，多數農民工肯定更愿意離家近一些。此外，國家惠農政策不斷出臺、農產品（18.30，-0.03，-0.16%）價格上漲，也使一些外出務工人員、特別是年齡較大的人重新回到鄉間。

    反觀勞動力需求方，東部地區對農民工的需求長期主要集中在低端服務業以及服裝鞋帽等低端產品加工業，企業的利潤空間非常有限，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壓低勞動力成本。雖然近幾年農民工用工短缺趨于常態化，多數企業感到了壓力，但創新能力不足使其很難迅速實現轉型，利潤微薄也使其很難大幅度調高工資來吸引勞動力。

經濟越發展，愿意從事簡單體力勞動的人越少

    許多人對“簡單勞動力短缺”感到奇怪，其中也有一些觀念上的誤區。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副所長莫榮說，中國當前勞動力的市場化程度已經很高，缺誰不缺誰、誰的工資高，基本上是市場說了算，是供求關系的直接反映。過去，農村勞動力供給相對于市場需求趨于無限，因此簡單體力崗位從來不缺勞動力，工資能壓得很低。這種狀況持續時間長了，給人們形成一種印象，似乎簡單勞動力的供給會源源不絕，簡單勞動崗位就應當低工資。

    實際情況是，任何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都會出現重體力勞動者相對短缺的情況。因為從崗位來看，諸如清潔工、保安等工作，對城市來說屬于用工上的剛性需求，而從勞動力供給方面看，當人們的溫飽問題得到解決，沒有了基本的生存壓力，這種又臟又累的體力活兒，肯定越來越少人愿意干。即使有一定數量的勞動力找不到工作，也未必會選擇這類崗位。此前，已有報告稱，意大利等歐洲一些國家缺少大量垃圾清運工。

    對于簡單體力勞動者的供給短缺，世界各國的解決之道基本是提高工資及保障水平，使其具有足夠的市場吸引力。例如德國，一個全天工作的建筑工人每月平均收入可達3000歐元以上，而一個旅行社的辦公室文員平均工資卻只有約2000歐元。

    目前，多數缺工的企業認識到了提高待遇吸引人的必要性，只是在具體操作過程中，多少有些“羞羞答答”。用工方不斷說“漲工資也招不來人”，而有關部門的調查發現，真正迅速調整待遇以吸引勞動力的企業并不多。多數用工方還停留在老觀念中，認為只要是體力活兒就無需支付過多成本，認為對農民工而言月工資達到2000元就很高了。事實上，簡單體力勞動崗位該開出多高的工資才合適，不能以過去的經驗來衡量判斷，還是要由市場說了算。只有提高到讓勞動者在權衡工資吸引力和崗位辛苦程度后、愿意來干時，才是正常的水平。可以肯定的是，隨著經濟發展，其價格會越來越高，如果不提高價格，會越來越短缺。

    此外，當前許多用工方聲稱“簡單勞動力短缺”，嚴格的說是“年輕”的簡單勞動力短缺。一些企業在招工時對年齡非常苛刻，特別是對體力勞動崗位，一般要求40歲以下，有的甚至只愿意招用18—30歲之間的人。這種勞動力“高消費”必然不可持續。

不要排斥“低端勞動力”

    簡單勞動力日益短缺是不是意味著我國勞動力總量不足或正趨于不足？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相關負責人否定了這種觀點。據介紹，整個“十二五”時期，我國勞動力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都不會改變。未來五年，我國城鎮平均每年需要就業的勞動力大約為2500萬人，與“十一五”相比，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農村勞動力需要轉移就業的規模也不小，保守估算也在七八千萬人以上。今后一段時期，我國仍將面臨著巨大的就業壓力。

    莫榮認為，在這種背景下持續出現“用工荒”以及簡單勞動力尤為短缺的狀況，恰恰說明了當前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一方面，正是原有的片面依賴勞動力低成本的發展方式，造成當前簡單加工企業大量缺工與勞動力就業難并存的現狀；另一方面，勞動者就業愿望、收入預期的提升給這類企業帶來壓力，也正在促使企業不得不轉變發展方式。

    他表示，目前勞動力市場上盡管簡單勞動力缺口很大，但是用工單位還能勉強維持，真到了“迫不得已”的時候，那就是到了企業轉型和升級的時候了。比如一些加工型企業需要大量從事簡單重復勞動的生產工人，當實在招不到人或人工成本特別高時，企業可能就會以提高自動化程度等方式來代替，一部分勞動力可能會從生產企業中出來補充到服務行業中，實現勞動力市場新的平衡。“現在可以說是到了轉方式的前夜，所以矛盾特別突出。”

    簡單勞動力的短缺也給一些城市管理者提了個醒，不要排斥此類群體。第二產業可以通過轉型升級化解目前的簡單勞動力短缺，但家政、保安、環衛、搬家等服務業的需求是剛性的，隨著經濟發展和百姓生活改善還會不斷增加。最近，一些大城市強調吸引“高端人才”，并采取清理小店小企業等措施“限制低端勞動力”。對此，專家指出，簡單勞動力短缺的很大原因就是企業給出的待遇太低，如果城市管理者再排斥，有可能真的將其趕走。“低端勞動力”沒有了，城市的運營可能會出現真正的麻煩，也很難留住高端人才。長遠看，不管是企業還是政府，都應善待每一位勞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