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順義區人民法院最新出爐的調研顯示,今年1月至10月,該院受理的刑事案件中,新生代農民工，即指1980年、1990年后出生的,登記為農村戶籍而在城鎮就業的農民工群體被告人達413人,占全部刑事案件被告人總數的39%,而這個數字相比較2009年同期增加了60.7%。

　　平均年齡不到23歲，過半犯罪屬侵財型

　　今年6月,1987年出生的小李、小武和1990年出生的小支來京務工,卻都多日沒有找到工作。一天晚上,3人發現口袋里只剩下3元錢,連回家的錢都不夠了。于是,小李提議搶點路費。

　　公交車站附近,小李將一名路人攔住,并用隨身攜帶的折疊水果刀進行威脅,而小支則負責向該路人要錢。這一次,3人一共搶到161元,而也正因為這161元,小李和小支因搶劫罪被判入獄,小武依然過著逃亡的生活。

　　此類案件的發生其實早已不罕見。據統計,在順義法院今年前10個月受理的刑事案件中,超過一半的新生代農民工犯罪都屬侵財型犯罪,其中尤以盜竊居多,占到犯罪總人數的36%。

　　順義法院刑庭法官助理曹詠告訴記者:“新生代農民工不同于他們的父輩,一般都是畢業后就來到城市務工,經受的磨練較少,但消費觀念卻很開放,喜歡追求時尚,對職業要求較高。可由于收入低,導致常常入不敷出,容易偏重私利、行為偏激。”

　　據曹詠介紹,新生代農民工犯罪的另一個明顯特點就是犯罪低齡化:平均年齡只有22.8歲,其中未成年的新生代農民工被告人占到了全部未成年被告人總數的57%。

　　此外,新生代農民工被告人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能夠達到高中以上學歷的僅有14%。“正由于文化水平有限,加之成長環境較為閉塞,新生代農民工法律知識較少,是非意識淡薄。而且新生代農民工年齡較小,心智尚未成熟即背井離鄉步入社會,明辨是非能力較差,在沒有父母管教的條件下,一旦接觸不良人群就極易效仿。”曹詠分析說。

　　異地矯正不完善，緩刑者再犯率高

　　2009年9月,小孔因犯尋釁滋事罪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緩刑1年。但是緩刑期間,小孔并沒有回到戶籍地接受社區矯正,而是繼續在京務工。今年7月的一天晚上,小孔與朋友在迪廳外,因爭女舞伴與李某發生矛盾,幾個人對李某大打出手。經法醫鑒定,李某構成重傷。

　　據曹詠透露,像小孔一樣被判處緩刑后仍在異地務工的新生代農民工也并不少見。由于社區矯正立法的不完善,異地社區矯正較難實現,新生代農民工被判處緩刑后很少有人回到戶籍地報到,更不用說接受社區矯正了。“緩刑犯游離于社區矯正之外,不僅不利于其改過自新,也為社會增加了不穩定因素。”

　　記者了解到,僅在順義法院今年1月至10月新生代農民工被告人中,再犯的就達到40人,再犯率接近10%。而與此同時,該院在同一期內已審結的353名新生代農民工被告人中,判處緩刑127人,緩刑適用率36%,低于同期全體被告人緩刑適用率8個百分點。

　　除法律知識有限、職業技能較低、異地社區矯正較難實現等因素導致新生代農民工犯罪較為高發外,曹詠認為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備,新生代農民工無法融入城市生活也是原因之一。“由于戶籍限制及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備,新生代農民工常被排斥在城市體系之外,無法享受生活保障和社會福利,在城市中沒有歸屬感,極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遏新生代農民工犯罪，政府立法需共同努力

　　就新生代農民工人數激增且刑事犯罪頻發的現狀,順義法院刑庭副庭長宋素娟提出了幾點對策和建議。

　　宋素娟認為,應該通過在企業單位、農民工聚居區開展普法活動著力培養農民工法律意識。針對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技能普遍較低的窘境,要加大政府就業扶持力度,不斷完善針對農民工的各項社會保障措施。

　　“同時,通過加快社區矯正工作立法進程,明確緩刑執行機關職責,將司法所進行社會調查作為法定義務,確保準確判處非監禁刑。嚴格執行報到、請銷假等制度規定,對于不遵守社區矯正規定的被告人及時收監,杜絕脫管、漏管現象。”宋素娟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