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初,國務院法制辦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診斷鑒定制度條文(草案)(以下簡稱“草案”),廣泛征求社會各界意見。

　　人們在草案中看到這樣的立法取向:在可能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保護職業病患者的合法權益,并進一步明確用人單位在職業病診斷中的責任。河南農民工張海超的“開胸驗肺”事件,加速了職業病防治法的修改進程。草案公布之初,媒體幾乎一致歡呼:職業病防治法修改后,“開胸驗肺”這樣的人間慘劇將會被杜絕.但事實真相究竟如何呢？

　　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業內專家卻聽到了不同的聲音:此次修法仍沒有抓住職業病診斷難的關鍵,“開胸驗肺”的事情仍難杜絕。我國著名勞動法專家、參與職業病防治法修訂的中國人民大學常凱教授甚至認為:如果不能把醫學診斷與法律責任認定區別開來,動用大量法律資源、社會資源進行的職業病防治法修改將功效不大,不如放緩進行。

　　增加的仲裁程序讓問題回到了原點

　　記者:在此次職業病防治法修改當中,最受輿論肯定的就是規定了在職業病診斷上,用人單位應當如實提供職業病診斷、鑒定所需的有關職業衛生和健康監護等資料。如果用人單位不提供,病人與用人單位可以通過勞動仲裁解決。如果在確認勞動關系的仲裁中,用人單位在仲裁庭指定期限內不提供與爭議事項有關證據的,將承擔不利后果。很多媒體都認為此舉解決了“診斷難”的問題。您對此怎么看?

　　常凱:這種程序規定還是沒有解決診斷難的問題。做出職業病診斷的前提之一是必須由用人單位提供職業病接觸史等資料,但是如果不提供或者提供不實呢?打官司只能是又回到問題的原點。

　　據不完全統計,占我國職業病病例80%的是矽肺病(塵肺病的一種),而這些患者中,絕大多數為農民工。矽肺病存在的職場一般為建筑、采礦領域。而這些領域的用工形式一般多為臨時招募。制定規范的勞動合同、建立基本的健康監護資料等,基本無從談起。

　　試想身患重病尤其像矽肺病那種不可逆轉疾病,走路、上樓等日常動作尚且困難,又何談搜集證據、法庭辯論等高消耗活動?再加上不菲的訴訟費用,重重訴訟障礙,身處社會最底層、法律知識欠缺的農民工,自身溫飽尚且難以維持,又何談去打官司討說法?因此把診斷難的問題推給勞動仲裁,實在是不顧實際。更何況大部分身患重疾的職業病人,不少與用工單位缺乏規范的勞動合同關系。

　　有“當事人自述”就應啟動醫學診斷

　　記者:做出職業病診斷的前提之一是必須由用人單位提供職業病接觸史等資料,這就不可避免用人單位耍賴。那么這個問題如何解決?

　　常凱:其實這個問題很好解決。早在衛生部2003年12月就下發了《衛生部關于進一步加強職業病診斷鑒定管理工作的通知》。該通知第五條規定:“用人單位不提供或者不如實提供診斷所需資料的,職業病診斷與鑒定機構應當根據當事人提供的自述材料、相關人員證明材料,衛生監督機構或取得資質的職業衛生技術服務機構提供的有關材料,按照職業病防治法第四十二條的規定作出診斷或鑒定結論。”

　　因此只要法律修改時將“當事人自述”作為職業病診斷的條件之一,那么用人單位不提供或者不如實提供診斷所需資料的問題就能迎刃而解。

　　醫學診斷與法律責任認定應分開

　　記者:診斷難不是說醫學診斷有多難,而是診斷的同時還有對法律賠償責任的認定。而這種責任是醫院的醫生所不能承擔也不愿承擔的。這個問題怎么解決?

　　常凱:要把醫生的醫學診斷責任與法律責任認定區分開來。職業病說到底還是疾病,但因為事關勞動關系、法律責任,使得這種病變得不再單純,醫生做出診斷時當然是顧慮重重。事實上,疾病診斷好認定;勞動關系、法律責任認定非醫生本職,把這些責任都統統歸于醫生手中的筆,實在勉為其難。

　　解決的辦法就是將職業病中的疾病醫學診斷和勞動法律關系認定區分開來,成立專門的職業病工傷認定組織,承擔對勞動法律關系認定責任。醫生只負責單純的醫學診斷。只有這樣,診斷難的問題才能真正得到解決。

　　應強化政府的監管責任

　　記者:患者的病情可能隨時在加重。在這個過程中,應該如何進行救濟?如果出現企業已經關閉或者無法確認勞動關系的情況如何處理?

　　常凱:在找不到企業前,政府應該預先墊付一部分資金給工人治病。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必須的。按說這部分資金應該由企業來承擔。但在企業還沒有確定的時候,政府有職責先墊付,將來再向企業追償。即使最后找不到企業了,政府也有責任支付。因為這些工人為地方經濟發展付出了血汗,作出了貢獻。我們的稅收和GDP中有他們的一份。大批工人如果都沒有勞動合同,正說明政府相關部門之前的監管不到位,政府有不可推脫的責任。

　　據有關資料顯示,從1992年到現在,我國已經近20年沒有進行職業病的普查了。上世紀90年代機械化工、水泥等工業的發展,一批人得了塵肺病。有觀點預計2010年前后有可能是我國塵肺病大爆發的時間,這么大的一個群體的問題若不處理好,很可能會影響整個社會安定。因此職業病解決及其維權保障已經越來越緊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