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3000多個區縣級法院的法官，這是法院系統內最龐大的一個群體：全國八成案件的一審由其審理;他們也是最艱難的群體，作為定紛止爭的第一站，他們常常不被了解，不堪重負，甚至把自己稱為“弱勢群體”。

　　在今年10月末，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做的關于民事審判工作情況的報告里，基層法官被描述為“工作和生活壓力較大、職級待遇較低、隊伍不夠穩定、人才流失現象嚴重”。

　　“基層法官應當是保護弱勢群體強有力的屏障，現在自己卻成為弱勢群體，這在全世界都是獨無僅有。”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法學會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湯維建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記者采訪時如此表示。

　　法官為何“苦不堪言”

　　本刊記者了解到，始于2008年年底的中央政法委《關于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若干問題的意見》中，改革與完善政法經費保障是其中重要一環。

　　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基層法官的境遇在意見出臺接近兩年后，情況并無改善甚至更糟?

　　在工作報告中，王勝俊用了一組數據釋疑：2008年至今年上半年，全國法院系統共審結各類民事案件1493.95萬件，年均審結民事案件597.58萬件，這個數據比前5年年均結案數增長了22.82%。

　　案件量大漲，帶來的直接結果是法官“苦不堪言”。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委員戴玉忠將法官的加班狀況描述為“白+黑”與“5+2”。

　　另一方面卻是待遇不見增長。全國人大代表、駐馬店市中級人民法院黨組成員李其宏表示，他在基層法院當副院長時，月工資不到1600元。

　　本刊記者采訪到的幾名基層法院法官均表示，李其宏所稱的待遇基本屬實，自身待遇情況“羞于啟齒”。

　　即便法官如此辛苦，司法效果似乎依舊不佳。對司法不公的批評聲一浪蓋過一浪，在今年年中，甚至發生過槍擊法官、向法官潑硫酸等惡性事件。

　　湯維建很早就發現了法院系統的這個悖論，且這個悖論在這兩年似乎越發明顯：案件量大、法官極度辛勞;但當事人卻不滿意、社會輿論評價偏低。

　　北京市延慶縣人民法院的一項調查表明：94%的法官反映心理壓力較大;50%的法官認為工作繁忙、無法顧家是家庭矛盾的主要原因;60%的法官認為工作壓力對婚戀造成一定影響。

　　而一組來自遼寧法院系統的數據是，因為工作壓力大，遼寧法院系統患惡性腫瘤、腦中風等疾病的法官有402人，已去世56人。

　　法官人數夠不夠?

　　是法官數量太少，案件總量到了難以承受的程度?還是法官待遇確實低到了不可忍受的水平?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賀一誠認為，我國的法官數量并不少。按國際慣例，13億人口，應該有13萬法官，可我們現在有19萬法官。19萬這個數據，亦為最高法院報告所證實。

　　而根據香港大律師公會大陸委員會委員張耀良今年10月23日在中國政法大學做的一次演講，內地的法官數量已足以令香港司法界瞠目。

　　張耀良介紹，香港總人口700萬，配備律師8000多名，全職法官僅185位。也就是說，內地的法官占總人口比，是香港的接近5倍。不過，張耀良亦表示，這些年香港法官的人數有點不夠，因此開始有一些律師被委任為兼職法官。

　　案件量似乎也不應是大問題。長期研究中國司法體制改革的學者、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侯猛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表示，按照國際慣例，由19萬名法官來審理每年五六百萬的案件量，應當是能夠承受得住的。

　　但現狀卻是法官們每日疲于奔命，侯猛認為，這與效率有關。“基層法院遇到的不少案子都遭遇‘打招呼’，法官哪敢輕易裁判，甲方托人打了招呼，你就不知道乙方會不會找個更厲害的人來打招呼，這種情況下法官只好先拖著。”

　　拆遷業務律師王才亮向本刊記者表示對此深有感觸：“案子進門，大家托人”，有的法官把案子長期放在手上就是不辦。

　　王才亮認為，法官疲于奔命的另一個原因，是許多法官干了其實不該由法院去管的事情。“比如房屋拆遷，本該由政府的拆遷辦管，但一些法院的法官不審案子，專管拆遷去了。”他認為這種情況現在非常普遍。

　　4年流失法官近2萬人

　　待遇過低是唯一沒有嚴重爭議之處。

　　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吳雙戰表示，局部待遇低確是事實，“決策層應該思考，要體現對這支隊伍的關心;但是期望值不能過高，不能老和待遇最高的職業相比。”

　　吳雙戰所指的職業，亦是中國法官談及待遇時最常掛在嘴邊比較的職業：律師群體，而西方國家以及香港地區的法官待遇，也常被當做參照系。

　　根據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10月30日發布的工資指導價位，律師群體在今年的平均年薪是28萬。對此，業內人士認為估算偏低，“是將實習律師亦算在內的結果，實際上，北京律師人均年收入在2004年時就達到50萬元。”

　　根據張耀良提供的數據，香港高等法院法官一個月的工資，相當于北京市高等法院法官5年的工資。

　　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王振華介紹，1995年出臺的《法官法》第38條規定，法官享有審判津貼、地區津貼、保險和福利待遇，但這些一直沒有落實好。

　　在法院系統內部，還存在編制內、編制外法官之別：編制外的法官，因為待遇福利差了一大截，近些年來甚至頻以上訪形式維權;而編制內法官，也因地區、層級差別，矛盾重重。

　　1998年至2002年，全國法院系統因待遇低、壓力大，流失了近兩萬人，其中不少是各部門業務骨干。而這個數據，隨著全國經濟的發展以及地區差異的加大，一直有增大的趨勢。

　　“給我5年時間，等我業務精湛、人脈廣泛，我一定會脫離法院系統。”北京市一位基層法院法官如此向本刊記者描述她的未來。據她所述，在同一個法院系統內，持她這種想法的人不在少數。

　　加薪?擴編?

　　給法院系統加薪、擴編的呼聲，正是在此背景下成為司法界人士共鳴。

　　侯猛向本刊記者表示，法官加工資的要求應當考慮，特別是對中西部地區的法官。不過，對于中國法官工資與西方靠攏、與律師靠攏，侯猛并不贊同。

　　“有人說美國法官的高收入保持了法官的中立性，因此我們也要搞高收入，這完全沒有可比性。”侯猛認為，薪水與國際接軌的前提是，我們的法官是否也具有同樣的工作能力。

　　“美國法官之所以拿那么多工資，是因為他們基本上都至少干了七八年律師，再經律師協會推薦，州長或總統選擇，議會最后決定，才當上法官;即便是當上法官后，每天也還要工作15小時以上。”北京市京華律師事務所主任秦兵向本刊記者表示，這些我們的法官現在還做不到。

　　王才亮的觀點更為激烈，他說，“加多少才夠?把北京法官的工資加到月薪2萬元，他還是會和一些成功律師比—— 有的律師一天能拿20萬，我們呢?”

　　關于擴編，本刊記者采訪到的學者普遍表示，暫時不擴為好。案件審不過來，可以先通過法院內部人員配置轉變的方式來解決。

　　侯猛告訴本刊記者，實際上，基層法院約有60%的法官并不審理案件，而是在從事其他諸如后勤、辦公室、執勤、宣傳、理論研究等行政性工作。“不能一提到法官數量少，就請求中央增加編制。”他指出，要警惕最后增加的編制都是政治部、辦公廳、司改辦等行政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