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徽省合肥市一家四星級酒店工作的朱艷秋眼下正在和同事們一起，就工資待遇問題與酒店管理層進行集體協商。

　　她說，酒店裁員后，讓她們這批原來只需負責一層樓衛生的女員工工作量翻了一倍，而工資卻一點不見漲，“這明顯不公平”。

　　37歲的朱艷秋被選為代表正與酒店管理層進行一輪一輪的協商加薪。由于就業壓力大，以往中國的職工很少敢于直截了當提出加薪要求，但是現如今像朱艷秋這樣的職工越來越多。

　　安徽省人大常委會近日審議通過《安徽省集體合同條例》，明確規定用人單位應當建立集體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不得侵犯職工的勞動權益，工會代表職工與用人單位訂立集體合同。

　　安徽省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吳斌說，用人單位在集體協商、訂立和履行集體合同過程中，侵犯職工勞動權益的，要承擔法律責任。

　　正是因為有法律保障，朱艷秋對協商結果很有信心。 2010年中國經歷了一系列涉及勞動關系的熱點事件，如深圳富士康員工跳樓事件以及部分外企發生的罷工事件。

　　“這些事件讓社會意識到，勞動關系沖突已成為中國邁入市場經濟以來最主要的社會沖突之一，而破解這一命題需要智慧。”中國人力資源研究會副會長、南京大學人力資源管理戰略研究所所長趙曙明說。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在各類企業快速發展和市場化的勞資關系逐步占據主導地位的背景下，勞資矛盾、勞資糾紛等問題時有出現。如何探索通過不同形式打造和諧勞動關系，已經成為政府和企業的重要議程之一。

　　前不久公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明確提出中國將“促進就業和構建和諧勞動關系”。

　　《建議》還提出要“改善勞動條件，保障勞動者權益。發揮政府、工會和企業作用，努力形成企業和職工利益共享機制，建立和諧勞動關系”。

　　深圳市總工會的一項調查顯示，目前勞動關系領域存在的突出問題包括勞動者的工資長期普遍偏低;職工民主參與程度低;職業安全形勢依然嚴峻。

　　盡管中國工人的薪資水平最近幾年以大約8%的速度增長，但其增長速度依然與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不相稱。1996年中國勞動者報酬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為53.4%，但2007年這一比例降至39.7%，而同期企業利潤所占比重從21.2%升至31.3%。 薪資偏低問題已引起了中國各界的關注。今年以來，中國各地紛紛上調最低工資。北京、河南、深圳、陜西、安徽、海南等多個省市都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多在20%以上。

　　中華全國總工會今年將投入1000萬元，在10個省市總工會、城市總工會開展試點，聘用專職工會人員開展工資集體協商。力爭到2012年在各類已建工會的企業實行集體合同制度，全面推行工資集體協商，提高生產一線職工的勞動報酬。

　　在一些地方，企業和雇主正在轉變“加薪沒門，要不走人”的舊思維，主動為員工提供更好的薪酬和勞動條件。這些改變帶來了雙贏的局面：企業用更具人性化的政策激勵員工，員工則用積極的工作態度和更富有創造力的勞動回報企業。

　　江蘇迪邦三星軸承有限公司從6月份開始為職工提供帶空調的宿舍，7月起提供免費午餐。通過集體協商，在崗職工工資增長10%。

　　公司員工陳為東算了一筆賬，集中住宿每月可以為他節省500元，免費午餐省300元，加薪加了400元，這樣每月實際可以多掙1200元。“公司這么做，我打心眼里愿意留下來。”

　　專家指出，和諧的勞動關系有利于中國企業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提升競爭力，為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提供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

　　社會學家王開玉說：“企業、社會要從制度上幫助員工解決他的學習、成長、生活、健康、快樂、煩惱一系列問題，讓員工真正分享企業發展成果，從心底里把企業當成"家"。當這種意識進入工作崗位時，往往會為企業乃至整個社會的發展帶來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