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制度改革的“試水”之舉浮出水面。相比于此前“一刀切”式的延遲退休政策傳聞，上海推出的地方性改革舉措強調了“柔性”特征，有關試行意見提出，從10月1日起實施柔性延遲辦理申領基本養老金手續。對于延遲退休年齡的限制，男性一般不超過65周歲，女性一般不超過60周歲。

　　退休養老制度是一項復雜的社會保障工作，財政部門對養老金效率的考量、民眾對養老福利公平性的拷問糾結在一起，需要縝密的安排。

　　一直以來，退休養老制度被視為社會生活的“減震器”與“安全網”。我國現行沿用的企業養老制度始于1995年，是以企業和個人共同承擔為內容的“統賬結合”模式。然而，隨著我國人口結構老齡化特征漸次顯現，養老金賬戶虧空問題加劇。

　　數據顯示，2000年中國養老金“空賬”僅為360多億元，而到2005年之后“空賬”規模就飆升到了800 0億，時下更是高達1.3萬億。對于特大型城市的上海，養老金空賬問題更為突出，累計赤字已近百億。許多百姓感慨，自己養老金賬戶金額只是一個數字顯示而已，其實早已被他人“透支”使用了。恰因此，近期各種推遲退休年齡的改革呼聲，均與“緩解基金壓力”猜測如影隨形。

　　為了向民眾釋疑，上海在推出柔性退休舉措之后，有關部門強調：出臺這個試行意見的目的是更好地發揮人才的作用，而不是簡單地為了緩解養老基金的壓力。

　　不可否認，推遲退休年齡并非根治“空賬”問題的良方。雖然在短期內有統計顯示，當下退休年齡每延遲一年，我國養老統籌基金可增長40億元、減支160億元，減緩賬戶缺口約200億元。但放眼長遠，由于養老金繳費時間越長領取的標準越高，如果勞動者平均壽命沒有變化的話，個人養老金總量在理論上并不能顯著減少。目前推遲領取養老金的人士，未來將會更高比例地領取養老金。所以，動態觀察不難發現，推遲退休與緩解基金壓力兩者之間關系并不十分密切。

　　而在“更好地發揮人才的作用”方面，上海市相關規定具有較強的指向性，是以具備專業技術職務資格人員為主。這部分高端專業人才培養周期較長，且工作經驗提升了這部分人群對社會的貢獻能力，延長其工作年限將會有效地提升社會福利。但需要提及的是，這部分高端技術人才推遲退休，意味著仍需繼續繳納基本養老保險費和工傷保險費、并延遲享受退休待遇，許多人認為這對個人而言是不公平的。因此，如何讓這一退休新政初衷不被“用偏”、謹守彈性執行對象范圍，決定著這一彈性退休制度的最終績效。

　　縱覽全球，延遲退休年齡已成為西方發達國家的普遍做法，發達國家的法定退休年齡大有超越65歲、向70歲靠攏之勢。但是，實現科學延長退休年齡、平撫坊間抵觸情緒并非易事。

　　從美國經驗看，政府部門利用市場杠桿，對鼓勵推遲退休年齡設置了柔性的市場杠桿：若以正常年齡退休，則領取的福利水平為100%;提前退休者只能獲得低于100%的福利;推遲推延退休者則可獲得高于100%的福利。如此富有“ 彈性”的退休制度，既向具有提前退休意愿的勞動者表示了尊重，又以差別化的福利待遇表達了政策方向，有利于縮小社會分歧的差距，是為更具實際操作意義的政策選項。

　　相形之下，國內養老退休制度改革思路的行政性特征較為明顯，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市場化自發調節機制的作用。實際上只有緊密結合市場杠桿工具，才能夠有效、全面地融合民眾利益訴求，在互動中尋求養老金使用效率與養老福利公平性之間的制度平衡點。

　　養老退休制度改革是時代發展的必然，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系統工程。這項社會保障制度革新并非財政利益與民眾福祉之間的零和游戲，而應當成為一項共贏之舉。上海首開全國之先河提出柔性退休制度，彰顯了地方行政部門的責任感。而要想讓這項改革真正體現出“利民”初衷，還需結合市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