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0歲的龔惠文，在常人眼中，是個再平常不過的擺水果攤的老太太。可在漢陽郭茨口廟東灣街坊看來，龔惠文這個老太太不容易，更不簡單。

　　8年前，龔惠文的長子因患有精神分裂癥，被公司單方面解除勞動合同，僅對其進行2080元的經濟補償。為給兒子討個說法，僅有小學文化的龔惠文，一邊擺水果攤，一邊看法律書籍。隨后，她走上了長達8年的維權之路。前后歷經7次判決，終于為兒子討回公道。近日，其子獲賠各類經濟賠償12.7萬余元。

　　含辛茹苦

　　丈夫去世獨自拉扯大兩個兒子

　　漢陽郭茨口廟東灣一個路邊簡易小屋，就是龔惠文的家。

　　龔婆婆是蔡甸人，丈夫早逝。29歲那年，她帶著兩個不到10歲的兒子搬至漢陽郭茨口，以賣水果為生。

　　提起最難熬的時候，開朗的龔婆婆眼眶泛紅，當時長子小宇(化名)進入技校，次子考入武漢大學。她起早貪黑賣水果，每天中午就著街坊塞來的兩個饅頭當午餐，還是難以負擔兩個兒子的生活用度。“實在顧不過來，一個星期只能給一個兒子生活費，另一個就先‘欠著’……”

　　至今，龔婆婆還在為小宇的病耿耿于懷，“當時為了多掙錢，很早就出門，天黑才回家，住的房子也是租來的。”龔婆婆說，自己根本顧不上與兒子們交流，更沒有發現小宇的心理有些異常。

　　命運多舛

　　長子患病被辭退賠付過低

　　1993年，小宇進入武漢一家建筑公司工作，并與該公司簽了10年的用工合同，每月工資500多元。

　　本以為長子找到工作，負擔能有所減輕，可龔婆婆漸漸發現，小宇的情緒越來越不穩定。“他下班回來就說，領導不喜歡他，不想干活。”最初，龔婆婆苦口婆心地開解他，到后來，小宇負面情緒越積越多，開始打罵母親。

　　1996年，小宇被武漢市第五醫院確診患上了精神分裂癥。每逢換季和下雨，小宇就容易發作。龔婆婆不怕兒子惡言相向，不怕兒子拳打腳踢，就怕兒子無故出走。有一回，小宇連續失蹤了5個月，幸好在黃岡被親戚發現送了回來。龔婆婆記不清有多少回，發現幾天沒回家的小宇，渾身是傷坐在家門口，“問他去哪里了他也說不清，被人打了也不知道反抗。”1999年，漢陽區殘聯給小宇辦理了殘疾人證，定為精神殘疾一級。

　　精神出現問題，并且長期曠工，小宇已經不能像正常人那樣工作。2000年，公司以“分流”為由單方面解除了與小宇的勞動合同，并支付了2080元的補償金，。接到解職信，龔婆婆已有心理準備，但沒想到公司的補償竟然這么低。

　　龔婆婆說，自己只念完了小學，根本不懂法，只知道按2080元算，公司每月只賠了小宇260元。她找到勞動部門，由于小宇屬于殘疾人，勞動部門并沒有批準公司解除勞動合同的做法。龔婆婆再找公司討說法，但不久公司又將小宇按正常人辭退，要求勞動部門批準，并對小宇的精神分裂癥提出質疑。

　　艱難維權

　　一邊賣水果一邊熟讀法律書

　　到底該怎么辦?龔婆婆說，她開始通過法律途徑，幫兒子維權。

　　街坊稱，前幾年，龔婆婆操碎了心。因家中有一個患有精神分裂癥的兒子，另外小兒子還在讀大學。為維持一家生計，每天天不亮，她就趕到水果批發市場進水果，然后再拉到郭茨口廟東灣街段去賣，一直忙到晚上八九點才能回家。有時間她還要不斷地跑法院、跑勞動仲裁部門，遞交起訴書、申訴書等文書。

　　這期間，原本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龔婆婆，開始看艱澀難懂的法律條文。平時，她在家中沒時間看，就趁出攤賣水果的時候，一邊賣水果，一邊看《勞動法》、《殘疾人保障法》、《殘疾人就業條例》等法律文書，并比對著其中的規定，看哪些規定對兒子的維權有用。

　　龔婆婆也成為當地的“法律名人”。有時候，龔婆婆幫兒子維權沒出攤時，有買水果的市民往往就會問，那個看法律書的賣水果的婆婆哪去了?

　　龔婆婆說，她通過學習《勞動法》等法律條文，發現對重度殘疾病人，工作單位不能與其解除勞動合同，而她的兒子屬于一級精神殘疾病人，所以她認準了這條理，并決定持之以恒地為兒子討個說法。

　　奔波八年

　　幫兒子討回12.7萬元賠償

　　2002年初，龔婆婆開始不辭辛勞地替兒子討公道，她先找到兒子的公司，公司稱申訴期已過。她又找到勞動部門，工作人員說勞動仲裁的時間也過了。她又找到江岸區法院，結果再次被告知過期失效。一晃四年過去了，2005年上半年，她又將此事申訴到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再次失望而歸。

　　2006年開始，龔婆婆先后向省、市有關部門寄出上百封信，反映兒子的勞動糾紛。與此同時，漢陽區殘聯、漢陽區法律援助中心也開始介入。經過一年多的時間，多方面的努力，2008年上半年，在省、市檢察院的支持下，龔婆婆終于迎來希望的曙光，武漢市中院終于同意江岸區法院對龔婆婆兒子的勞動糾紛進行重審。2008年底，江岸區法院判定雙方仍存在勞動關系。對方不服上訴，2009年年底，武漢市中院再次裁定確認雙方的勞動關系。

　　龔婆婆感慨地說，前后經7次判決，她終于為兒子討回公道。不久前，兒子獲得各類經濟補償等共計12.7萬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