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體育用品巨頭耐克于美國時間1月22日發布《2007-2009財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從報告數據可以看出，要實現其CEO馬克·帕克(Mark Parker)于2005~2006財年所做出的社會責任承諾恐怕頗有難度。

　　馬克·帕克當時表示，要在2011財年消除耐克代工企業過度加班現象。但此次發布的報告卻顯示，在過去的2007~2009財年，耐克代工企業工作超時現象不減反增。

　　根據耐克的標準，周工作時間在60小時以上為過度加班。上述報告透露，在2007財年，耐克代工企業周工作時間在60~72小時的有110家，周工作時間在72小時以上的有27家。依此計算，2007財年過度加班的耐克代工企業數占其全部代工企業的比例超過20%，2008財年這一比例增加到22%，2009財年則進一步增加到24%。

　　值得留意的是，同期耐克的代工企業總數已經從690家減少到618家，代工企業雇用的工人數量也從2008財年的83.4761萬人減少到2009財年的82.3026萬人。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東南亞企業正成為耐克的代工廠。僅越南、泰國、印度尼西亞三國的耐克代工企業，已累計達到138家，超過擁有136家代工廠的中國。

　　誰是最終受害者?

　　“全球化下資金流動加快，品牌公司覺得，如果現在的代工企業不夠快和便宜，我們很容易就能搬到其他國家。因此代工企業都在斗更快、更平，而工人一定是最終受害者。”于2008年揭露張茵旗下玖龍紙業[12.04 2.91%](02689.HK)違反國家相關勞動法規而備受關注的香港NGO——大學師生監查無良企業行動(SACOM)統籌主任陳慧玲告訴《第一財經日報》。

　　大學師生監查無良企業行動調查發現，不少國際企業都有與耐克類似的問題。該NGO去年6月調查為蘋果(Apple)生產即將推出市面的新一代蘋果品牌小型筆記本電腦的指定供應商勝華集團發現，其在東莞的萬士達廠要求工人完成高產量指標，一天工時長達13小時，其中5小時為加班。

　　上述調查報告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36條規定，工作時間一般為8小時工作日、40小時工作周;第41條規定每日加班不得超過3小時，每月加班不得多于36小時。萬士達廠已嚴重違反相關法規，去年3月至6月期間，該廠工人平均每月工作達280小時，并以內部管理規則如罰款來變相強迫工人同意加班。

　　該NGO還發現，勝華集團主要的客戶除了蘋果以外，還有摩托羅拉、諾基亞、三星、聯想、華為等。

　　該組織去年9月調查迪斯尼位于廣東的代工企業東莞天宇玩具制品有限公司和深圳偉成五金塑膠玩具有限公司發現，兩廠工人普遍每日加班超過3個小時，但因基本工資為900元/月，工人每月收入介于1100~1300元，因此工人們情愿加班以增加收入，但在職工安全設施無保障的情況下，工傷事故頻出。

　　據陳慧玲介紹，目前勝華集團在東莞萬士達廠的勞工狀況已有明顯改善, 例如，所有過了試用期的工人都有社保, 恢復了績效獎, 罰款也已取消。華特迪斯尼(上海)有限公司也表示，會對工廠工傷事故頻發進行調查和改善。

　　對調查取得初步成效感到欣慰的同時，陳慧玲向本報表示，他們注意到代工廠商訂單增加、利潤卻下降的趨勢。“金融海嘯之前和現在都有這種情況，不同行業和不同規模的代工廠利潤也有分別，大規模供應商與其他小型代工廠的議價能力會有所不同，但總的來說代工供應廠接多了訂單，利潤反而低了。在這種環境下，工人的生存環境肯定會越來越差。”她說。

　　陳慧玲介紹，大學師生監查無良企業行動在調查中發現，代工企業與品牌是否有長期合作影響到該代工企業的利潤，而事實上，很多內地代工企業與國際品牌企業的合作很不穩定。“很多都是最后時刻才下訂單，或者要修改訂單設計內容，因此工人要經常加班趕貨。同時不少代工公司借口行業存在季節性，用不同方法去減少成本，如使用派遣工、學生工或者裁員。”她向記者表示。

　　產業轉移挑戰

　　當然，中國代工企業生存環境惡劣早已是不爭事實。

　　2007年8月11日，港商張樹鴻，因美國玩具巨頭美泰公司下單的96.7萬件塑料玩具被檢測出表漆含鉛量超標全部召回，在他位于佛山的利達公司3樓倉庫上吊自殺。

　　時隔一年后，2008年10月23日，規模近萬人的玩具代工巨頭、香港上市公司東莞合俊(02700.HK)也在一夜之間破產關門。

　　據我國海關總署最新統計數據，2009年我國出口12016.7億美元，下降16%，出口價格下跌6.2%，其中加工貿易出口累計金額達5869.8億美元，同比下降13.1%，制造業出口11613.1億美元，下降15.9%，出口價格下跌5.8%。

　　中國代工企業除了面臨人工成本不斷上漲、避稅之門逐年收緊、產品利潤越削越薄，以及人民幣升值預期外，還面臨著來自東南亞國家更低成本的挑戰。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陶志剛教授向本報記者表示：“現在成本增加確實對企業是很大壓力。過去10年，與東南亞國家相比，我們的成本已經越來越不比他們低，尤其由于人民幣升值，成本增加成為必然，因此代工產業轉移去東南亞已是趨勢。”

　　他認為，國際知名企業在中國投資，成本考慮當然是第一位，但他直指：“耐克行為太短視。一些跨國公司想法簡單，認為只要抓住營銷和研發，其他環節包括生產環節并不那么重要，可以成本最低化。”

　　陶志剛告訴本報：“從(上世紀)80、90年代開始，就不斷有國際企業‘sweat shops’(血汗工廠)的負面報道。從美泰案例可以看到，通過外包和各種手法去降低成本，最終質量會出大問題，對企業影響非常負面。企業應從中學到教訓：比拼成本是最簡單的方法，但事實上質量和企業社會責任是更大的問題。”

　　陶教授認為，中國要改變低附加值加工，生產鏈往上走，需要行業進行縱向提升，但具體提升需要每個企業自己去做。“有的企業覺得提升太難，所以還是保持原有模式，不斷去降低成本。而跨國公司為了降低成本到中國代工，并不斷給代工企業更低價格的話，實際上逼著代工廠商在質量上偷工減料。”他說。

　　除了人工成本高低、原料價格等基本因素外，陶志剛認為，國際品牌企業在考慮代工工廠時，主要還是考慮整體成本的問題。“我們對6000多家美資企業在中國投資進行研究，發現他們寧愿承擔較高的成本，選擇整體經營環境更好的地方。另外，他們還關心供應和銷售,比如在廣東成本高已有相當一段時間，但由于有上下游產業的積聚效應，他們愿意留在廣東。”

　　探尋升級路徑

　　事實上，國際品牌企業往東南亞轉移，并不能一蹴而就。德國最大的禮品批發商馬克瑪有限公司香港分公司總經理Sebastian Lac告訴本報，東南亞國家有自己的問題，令國際品牌企業在轉移代工工廠時，會三思而后行。

　　“比如越南，雖然勞動力成本比廣東低，但基礎配套包括物流、交通、原材料供應等都不完善，工人也需要從頭培訓，算下來成本并不比中國低。”Sebastian透露，一些公司會選擇在越南開設某些產品的生產線，但并不會將技術含量高的生產線，或者整家代工工廠轉移過去。“印度實行民主制度，在政策實施上效率并不高，勞動力成本也不比中國便宜。”他說。

　　陶志剛教授也認為，東南亞成本雖然比我國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低，但與我國中西部相比，優勢卻并不明顯。“我國中西部成本也很低，比如重慶，是廣東地區的一半或三分之一。我們有潛力留住這些國際外資企業，但要進行經營環境的改善，同時政府在做的過程中，不僅要吸引耐克這些國際品牌，還要吸引它的上下游企業。”

　　陳慧玲告訴本報，他們在調查中發現，“很多品牌公司仍然選擇在中國的代工廠，不少代工廠已遷移到內陸如蘇州、重慶等。”陶教授認為：“政府應該明白跨國公司是以成本為主導的。30年前特區是靠優惠政策，跨國公司才來到中國，如今中西部地區政府應該有類似做法。”

　　“從廣東運貨到美國，很可能比從廣東運到四川還低。中央政府應致力降低中國內部物流成本、形成產業積聚效應以及擴大中西部消費能力。”陶教授表示，香港和臺灣其實都經歷了類似的轉型，低附加值生產已移到內地，而專注做服務業和金融業。“經濟一體化下，相對成本低的地方總是受益。國家需要一盤棋，將大中華經濟一體化，尤其是中央政府應該通過內部機制或財政補貼來鼓勵廣東企業研發。”他說。

　　在此過程中，原有的代工企業是否應繼續付出如耐克式代工超時的代價?東莞市石龍鎮黨委書記冼周恩于1月26日在港參加“珠江論壇”時回應本報：“產業轉移，我是其中一個推手，這是一個長期過程。‘騰籠換鳥’已經換了好幾次，不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這些國際企業，是否解決本地就業、對環境是否有影響是我最大的考慮。如果它要走，我們也留不住。”